河源传奇

古邑河源流传着龙的传说
2013年12月20日 
转载自河源日报

 

   东源县义合镇苏围村,一支舞龙队伍在表演。河源很多地方还保留着舞龙的习俗。 本报记者 黄赞福 摄

  核心提示

  东江作为珠江水系一条最主要支流,跨粤赣两省区,拥有广大腹地,历史上开发最早,是岭南文化摇篮之一。原先生活着土著南越人,秦以来中原人不断南下,与土著民族发生血缘和文化交流与融合,宋元以来,客家人作为一个民系形成,客家文化成为当地文化主流,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东江文化,作为岭南文化的一支,其文化特质和风格,在岭南文化总体特征和架构之下,仍鲜明地彰显着自己的流域文化个性,可以概括为“东江龙文化”。

   河源地处东江中上游,是客家人聚居地,“龙文化”也是其文化内涵之一。古邑河源流传着龙的传说,河源客家人具有龙的精神特质:开拓、冒险、进取、包容……


1、河源龙文化的诞生

 古代龙川有双龙入川或三龙入川之说

      东江形成至今约2亿年中生代,发育于东北—西南走向的一系列断陷盆地中,这些盆地被东江大断裂串联起来,两侧受新生代喜马拉雅运动余波冲击,形成两岸多级夷平面,夷平面两侧下切,成为东江干流。但东江水系的峡谷、险滩与西江、北江有差异,河谷有充足时间扩展而显得宽广,河床覆盖层深厚,利于垦辟,故开发较早。东江支流增江金兰寺、上游老隆雷江坑子里新石器文化遗址,成为东江古老文化的亮点,时间距今约7000—3000年。即这个时期,土著越人祖先已开始了创造文化的活动。
       东江干流长523公里,曲折多弯,总落差823米,自北向南,至惠州横沥折而向西,直奔狮子洋。沿线斗折蛇行,宛如游龙。上游有寻乌水、定南水、贝墩水、浰江流到龙川县合河坝与安远水交汇,始称东江。上游四河与东江干流,形成“五爪金龙”分布格局。而佗城恰扼龙川要地。秦初定岭南,赵佗定佗城为龙川县治,与这个地理格局不无关系。传赵佗曾考察当地山川形势,除了江河,还有三条龙脉似蛟龙一样直奔龙川盆地,其北部为南北走向嶅山、马枯山,东有龙台、狮子山,西有白马、金鸡山,南有海珠等山,形成风水学说所称龙气集中之地。这几条山龙与北来“五爪金龙”,合成山水相依环境格局,更强化了龙川的聚气态势,故古代龙川有双龙入川或三龙入川之说。“龙川”一地得名,据《广东省惠阳地区地名志》引旧县志说:“邑有龙潭,自嶅山分注会于川,故名。”另有一说为裴渊《广州记》云:“(龙川)本博罗之东乡,有龙穿地而出,即穴流东泉,因以为号也。”不管哪种说法,龙川得名,都与“龙”有关。

      河源是我国最大一个恐龙化石分布区
        近年在河源境内发现中生代恐龙蛋化石1万多枚,其数量之多,居全国之冠,河源由此被称为“中华恐龙之乡”。恐龙虽然出现在人类诞生之前,但作为自然产物,在地球生物进化史上是最重要一环,无疑为第四纪人类出现,以及人类创造文化的活动,奠定了必要的地质基础。而从恐龙蛋化石作为文物看待的概念出发,则这也是一笔非常宝贵的文化资源,在保护的前提下,加以深度开发利用,将产生巨大经济、社会和生态效应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赋予中华恐龙之乡——河源为龙文化之乡也是在理的。
        鳄鱼、蛇、龟等是恐龙时代残留下来的爬行动物,特别是鳄鱼和蛇被视为是恐龙的化身。岭南历史上是鳄鱼的故乡,既有淡水马来鳄,也有凶猛的湾鳄。韩江、梅江、西江、珠三角都有鳄鱼出没,直到宋代以后才灭绝。东江也一样,历史上多鳄鱼。乐史《太平寰宇记》记东江惠州归善县(今惠阳)有“鳄鱼池,池中多鳄鱼,因以为名”。龙被岭南土著奉为图腾,作为断发文身的图案,还作为水神崇拜对象。龙母是水神,其原型应为鳄鱼或蛇。龙母崇拜以西江为盛,但东江也流行。增城过去有龙母庙,龙母诞日演神戏,轰动四方。东莞人对蛇神崇拜有加,祀时香火甚盛。既然东江下游对龙蛇神如此笃信,则这些爬行类溯江而至龙川一带,自无可置疑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龙川也是龙蛇之窟,由此产生龙的信仰和崇拜,成为当地人一个精神家园。


2、河源龙文化的外在表现——龙地名

  这些龙地名,具有鲜明的指类性,即表示地理实体的性质归类。第一种是政区,如龙川县、龙母镇、金龙乡,或聚落地名,如龙帮寨、龙铺、龙渡、龙丰等。第二种主要指地理实体,如山、水各类地貌类型及其形态特征,如龙颈、龙舌、龙心、龙牙、龙眼等。显见“龙”作为一种文化符号,已深入人心,为社会认同,故得以成为各种地物、区域地名。地名作为一个地理实体或区域符号,其产生可能比文字要早,解读龙地名,即可反映出龙与当地自然、人文密切关系等。据《广东省惠阳地区地名志》粗略统计,全地区比较大的龙地名有38处,如龙铺、龙渡、龙丰、龙峰、龙华、龙见田、龙津、龙颈、龙山、龙舌、龙潭、龙田、龙心、龙牙、龙眼等,而以“龙”字为词尾的地名,尚难统计。在龙川周边,龙地名即有东江旧称龙江、龙川江、谢龙岩、青龙岩、金龙乡、龙母镇、龙帮寨、回龙镇、龙门潭、牛角龙、龙池、龙光、龙土凹、龙骨塘、龙坑、龙湖、下龙、龙牙磜、白石龙、龙潭、九龙尾、梅龙、黄龙岗23个,既有大地名,也有小地名,形成东江一个龙地名集群。
        赵佗作为天子是龙的化身。赵佗为开拓岭南第一功臣,后在广州建南越国都,此前任龙川县令,故龙川是他兴龙之地。赵佗推行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制度,和辑百越,移民实边,开发当地资源,建设城市等。他的功绩,实是天子之所为,是东江龙文化最重要一个内涵。
  彰显龙文化的名胜古迹,包括各种文化遗迹遗址等,为龙文化见证。如佗城正相塔、越王庙、越王井、学宫、龙公、龙潭、城隍庙、考棚、学士岩、峰塔、龙虎岩摩崖石刻等,举凡由赵佗及其名字相关名胜古迹,都应属这一范畴。
        龙川佗城是广东10个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。其主要文化支持,首先缘于赵佗为龙川县令,以及后为县城,保留大量文物古迹。佗城能成为广东省级历史文化名城,最关键一点是赵佗奠立的坚实基础,自属东江龙文化一个最大载体。


3、河源龙文化的精神内核——开拓、冒险、进取

  赵佗开拓岭南,为首任龙川县令,自千里以外中原进入蛮荒之地,亟须大无畏精神、敢闯胆识、勇气、坚强毅力、超人智慧,经过勇敢拼搏,才打出南越国江山。只有龙才有这种超乎寻常品格,故赵佗不仅是位天子,实为龙精神体现。
        龙的包容精神。郦道元《水经注》曰:“水德融和,变通在我。”水有溶解万物特性,故以水为环境、资源,孕育、发展起的江河文化,应是一种包容、开放文化。赵佗在位推行各项政策、措施和后果,反映了这个文化风格。如赵佗立南越国,吸收南越人加入政权集团、号称“赵人之雄”的吕嘉,被赵佗拜为丞相是一种最大包容。又将中原尊老政策推行南越国内,按照汉朝法令赐赠老人以鸠杖,以示尊重。1982年广州市郊瑶台发掘的汉墓中,清理出一支造型别致、身绘彩点、长达1.28米的鸠杖,为南越国推行尊老政策最有说服力的物证。赵佗尊重越人风俗,其俨然以真正蛮夷酋长自居,放弃中原“冠带之制”,遵从越人“魋结箕倨”习俗,即把头发盘成髻状,横插一支髻簪,两脚交股,席地而坐。在赵佗带领下,汉族官员纷纷效法,一时成为朝廷服饰风气。赵佗还鼓励汉人聚越女,他所封的苍梧王越光就与南越国相越人吕嘉集团联姻。又据考,南越国第二代君主赵昩的第一夫人赵蓝就是越女,第三代君主婴齐也娶越女为妻,生子赵建德,即南越国最后一位君主。王室如此,普通官员和一般汉人与越人结为百年之好的数量一定相当可观。这不但在血统上,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文化上加强了汉越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,其深层根源当离不开赵佗作为天子的龙包容精神。

4、河源龙文化的载体


       一种革命力量
        按照有关水文化理论,水不仅是自然环境与资源,甚至决定一个区域、一座城市文化风貌,而且也决定人的气质、品格。赵佗南下,五路大军之一,也是从“南野之界”,一说在江西鄱阳湖,沿赣江南下;或曰从东江上游的寻乌水、定南水等,下龙川,利用东江带来中原封建制度、生产力和各种思想文化,改变岭南原始落后社会形态。在这里,东江已不完全是一条自然河流,而是承载着先进文化的一个历史动力。后来赵佗去广州,当然也经东江,所以江河始终伴随着他的事业。从这个意义理解东江,它一开始就是一种革命力量。
        东江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表现得有声有色。在大革命时期,是孙中山两次东征主战场,为肃清反革命势力,东江人民作出巨大牺牲和贡献。抗日战争时期,以东江命名的“东江纵队”的成立和它的赫赫战功,长留抗战史册,特别是在营救大批留港文化界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事件中,东江作为一条主要地下交通线,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,其中龙川重镇老隆又是这次文化大转移的枢纽,有赖于各个党派在抗日旗帜下良好合作,东江群众的大力支持,这次营救行动获得巨大成功,在东江文化史上写下不同政治力量和谐包容、顾全大局的文化品格的辉煌一页。事后茅盾、柳亚子等文化名人在他们的作品中,不止一次讴歌这次大营救。在解放战争时期,东江纵队更是顾全大局,坚决执行国共谈判达成有关协议,北撤烟台,为争取国内和平作出重大贡献。只有孕育、成长在江河大海里的龙文化的传人,才会有这样健全的心态和宽广襟怀,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挑战和作出正确的应对,并产生各种良好的效应。如以上重大历史事件,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产生深远影响。

      筚路蓝缕,以启山林
        从岭南移民历史和民系形成而言,赵佗都是各民系的共同先驱。但赵佗最早进入东江地区,而东江地区又是此后客家民系一个大本营,所以从中原北方沿着赵佗足迹进入东江地区的客家人,与赵佗有着更加贴近的地缘、族缘和史缘关系。他们辟草莱,开阡陌,把东江大片荒山变为沃土,遍地荆榛化作稻粱,谱写了东江文明史。所以这些客家人应是赵佗开发东江事业的继承者。与赵佗初开粤地一样,客家人在适应、开发东江地区过程中,碰到许多困难,这同样需要智慧、力量和艰苦拼搏,才取得后来的成就。客家人“筚路蓝缕,以启山林”的精神动力,不无赵佗精神文化基因。
        客家人战后大批下南洋和世界其他地区,不仅远涉鲸波,历尽艰辛,而且所在侨居地政治环境复杂多变,生活环境险恶,多数人从事种植园、矿山、修路等艰苦工作,非有顽强意志和坚韧毅力难以胜任。但这些胼手胝足客家人干得很好,涌现出一批政治家、实业家和各类科技人才,为侨居地和家乡建设作出积极贡献。这与当年赵佗领兵南下,开拓岭南何其相似。这实是在不同时空背景下,客家人继承、发扬赵佗开基精神结的硕果,彰显的同样是龙的精神力量。

 

  作者简介:司徒尚纪,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,教授、博导、省政府参事;许桂灵,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现代化战略研究所,研究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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